理解中國共產黨成功之道的一把鑰匙
作者： 發(fā)表時間：2017-07-01 02:22:54 閱讀：38次
[摘要]關于中國共產黨成功的原因一直是中共黨史研究的一個重要議題，近年來出現(xiàn)了各種各樣的新的解釋。實際上，如果從中國共產黨本身來看，其成功很簡單，仔細讀一下《黨委會的工作方法》便知。它向世人展現(xiàn)了共產黨的領導機關是如何開展工作的：一、集體領導和個人負責相結合；二、在胸中有數(shù)的情況下做到統(tǒng)籌兼顧；三、工作“抓得緊”，利用開各種會把內部充分動員起來。毛澤東提出的黨委會的工作方法，既是他對馬克思主義方法論的具體運用，也是他對黨以前實際工作經驗的總結。這篇著作是理解中國共產黨內部機制和成功之道的一把鑰匙，至今仍在發(fā)生效用。
近年來，關于中國共產黨成功的原因，出現(xiàn)了各種各樣的新解釋，在一定程度上展現(xiàn)了歷史進程的多面性和多樣性。然而，如果從中共本身去考察，其成功的原因可能遠沒有那么復雜。革命是干出來的，了解一下中共是如何開展工作的，可以更直觀地理解其為何在面臨那么多問題的情況下還能取得成功。在黨的日常工作中，起作用的主要是工作方法，其形成的一套自上而下的工作方法，具有明顯的現(xiàn)代性；如果從近代中國轉型的角度來看，甚至可以說是一個獨特的創(chuàng)造。
《黨委會的工作方法》是毛澤東1949年3月13日在黨的七屆二中全會結束時所作的結論的一部分。當時，全國革命勝利在望，中國共產黨即將由一個革命黨轉變?yōu)閳?zhí)政黨。毛澤東充分認識到這是黨的一個關節(jié)點：“從現(xiàn)在起，開始了由城市到鄉(xiāng)村并由城市領導鄉(xiāng)村的時期。黨的工作重心由鄉(xiāng)村移到了城市?！?《毛澤東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27頁。)面對新的任務、新的問題，“我們熟習的東西有些快要閑起來了，我們不熟習的東西正在強迫我們去做。這就是困難”。(《毛澤東選集》第4卷，第1480頁。)他形象地把進入北平比喻為“進京趕考”。能否考及格，能否不當李自成，在他看來，關鍵在于能否保持并進一步發(fā)揮黨的正確領導。而要發(fā)揮正確領導作用，作為各地區(qū)各領域最高領導機關的黨委會，其工作方法乃是關鍵中的關鍵。
毛澤東一貫重視工作方法。早在1934年，在江西瑞金召開的第二次全國工農兵代表大會上，他就形象地打過一個比喻：“我們不但要提出任務，而且要解決完成任務的方法問題。我們的任務是過河，但是沒有橋或沒有船就不能過。不解決橋或船的問題，過河就是一句空話。不解決方法問題，任務也只是瞎說一頓?！?《毛澤東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39頁。)打敗國民黨后，建設一個新中國的任務對于中國共產黨來說，是從未趟過的一條“大河”。能否安然過去，“橋或船的問題”至關重要，《黨委會的工作方法》就是毛澤東為全黨準備的“橋或船”。毛澤東提出的十二條重要工作方法，總的字數(shù)不到3000字，卻蘊含著極其豐富的內容。它們既是對以前黨的工作方法的總結，又是面對新的問題對黨的領導機關和干部提出的新要求。
一、集體領導和個人負責《黨委會的工作方法》的核心內容是堅持民主集中制，一、二、三、四、十條，講的都是這個問題。但是，集中講的少，民主講的多。在毛澤東看來，民主既是一種制度，又是一種方法。黨委會本身就是一個實現(xiàn)民主的機構，其最根本的工作方法即是充分地實現(xiàn)黨內民主。
體現(xiàn)民主的一個重要方法是少數(shù)服從多數(shù)，黨委會中書記和委員之間就是這個關系。“黨的委員會有一二十個人，像軍隊的一個班，書記好比是‘班長’”。(《毛澤東選集》第4卷，第1440頁。)但是，這個“班長”不同于軍隊的班長，最大的不同是要堅持民主的原則。書記要當好“班長”，即是要善于發(fā)揮各委員的作用，加強集體領導。正如他在七大上曾說的：“一個人搞不完全，要依靠大家來搞，這就是我們黨的領導方法?！?《毛澤東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398頁。)1948年9月，他還為中央專門起草過一個關于健全黨委制的決定，其中指出：“黨委制是保證集體領導、防止個人包辦的黨的重要制度。近查有些(當然不是一切)領導機關，個人包辦和個人解決重要問題的習氣甚為濃厚。重要問題的解決，不是由黨委會議做決定，而是由個人做決定，黨委委員等于虛設。委員間意見分歧的事亦無由解決，并且聽任這些分歧長期地不加解決。黨委委員間所保持的只是形式上的一致，而不是實質上的一致。此種情形必須加以改變。 ”(《毛澤東選集》第4卷，第1340頁。)
黨委制設立的根本目的就是防止個人說了算。后來，他曾尖銳批評黨委領導中的個人獨斷：“聽說現(xiàn)在有一些省委、地委、縣委，有這樣的情況：一切事情，第一書記一個人說了就算數(shù)。這是很錯誤的。哪有一個人說了就算數(shù)的道理呢？我這是指的大事，不是指有了決議之后的日常工作。只要是大事，就得集體討論，認真地聽取不同的意見，認真地對于復雜的情況和不同的意見加以分析?！绻皇沁@樣，就是一人稱霸。這樣的第一書記，應當叫做霸王，不是民主集中制的‘班長’?！?《毛澤東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94—295頁。)
其實，容納和接受批評，是發(fā)揚民主的另一個重要方法。毛澤東說：“我們都是從五湖四海匯集攏來的，我們不僅要善于團結和自己意見相同的同志，而且要善于團結和自己意見不同的同志一道工作。”(《毛澤東選集》第4卷，第1443頁。)領導機關和領導人物要不犯錯誤，關鍵是要善于聽取和采納各方面意見特別是反對意見。在某種程度上，營造批評的環(huán)境是促使黨的政策正確的一種工作方法。1960年12月，毛澤東向人講，批評就是幫助，對人是有好處的。“我們之間，進行批評幫助都是好意。就是明明知道某些批評是惡意也要聽下去，不要緊嘛！人就是要壓的，像榨油一樣，你不壓，是出不了油的。人沒有壓力是不會進步的?！?《毛澤東談從歷史文化中學習工作方法二十則》，《黨的文獻》2008年第1期。)
為了讓領導干部明白這一點，他多次引用歷史故事加以闡發(fā)。1962年1月30日，他在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上說：“劉邦，就是漢高祖，他比較能夠采納各種不同的意見?！北热纾杉{了酈食其奪取陳留縣的意見；聽張良勸說，封韓信為齊王；楚漢劃界鴻溝后，聽張良、陳平之勸，趁機追擊引兵東向的項羽；稱帝后欲建都洛陽，聽劉敬建議，入都關中長安。劉邦能夠作出這些正確的決策，與他善于采納不同的意見密切相關。相反，項羽失敗，就是由于他“不愛聽別人的不同意見”，“他那里有個范增，給他出過些主意，可是項羽不聽范增的話”。(《毛澤東文集》第8卷，第295頁。)1963年1月3日，他批示將《史記》中的《項羽本紀》“送各同志一閱”。(《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10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6年版，第238頁。)自然，毛澤東希望領導干部吸取項羽的教訓，而向劉邦學習“豁達大度，從諫如流”。領導者如果對“不同意見”和“批評”無動于衷，就等于失去了鑒戒之鏡，遲早會犯錯誤。
在黨的八屆七中全會上，毛澤東批評有些領導，根本不同人家商量，不大愿意聽不同的意見，只愿聽相同的意見。與相同的意見謀得多，與相反的意見謀得少?！耙嘀\。什么叫多謀呢？你聽聽人家不同的意見嘛?！?《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4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8頁。)對此，毛澤東有很多以身作則的例子。1948年，當粟裕對中央軍委已經決定的“渡江作戰(zhàn)方案”提出不同意見時，毛澤東專門請他去說明，最后采納了他的意見。1949年，當毛澤東主持“國旗”方案的討論時，本來他已經對另一種方案有了一定的傾向。但是，當聽到張治中的意見后，又重新組織討論，集合群智共識，最終確定了“五星紅旗”方案。
黨委會是一個領導集體，這個集體必須團結、和諧。在毛澤東心目中，集體決策、分工負責是黨委會的一個根本原則。“班長”和委員之間要能互相諒解。“書記和委員，中央和各中央局，各中央局和區(qū)黨委之間的諒解、支援和友誼，比什么都重要?！比粘９ぷ髦校包h委各委員之間要把彼此知道的情況互相通知、互相交流。這對于取得共同的語言是很重要的。有些人不是這樣做，而是像老子說的‘雞犬之聲相聞，老死不相往來’，結果彼此之間就缺乏共同的語言”。(《毛澤東選集》第4卷，第1441頁。)彼此尊重、密切協(xié)作、步調一致，既是黨委會工作的要求，又是實現(xiàn)集體領導的必要途徑。
對于民主集中制，毛澤東還有另一個說法，即多謀善斷。多謀，就是民主；善斷，就是集中。毛澤東多次談到三國時曹操的謀士郭嘉。在1959年3月召開的鄭州會議上，他說，郭嘉給曹操出了很多好主意，如打呂布、打袁紹、打袁紹的兒子袁潭和袁尚，都取得勝利，曹操稱贊他：“平定天下，謀功為高?！笨上?8歲就死了。赤壁之戰(zhàn)時，曹操想他，說這個人在，不會使我處于這種困難境地。《三國志?郭嘉傳》值得一看。在鄭州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毛澤東再次講到：“多謀善斷這句話，重點在‘謀’字上。要多謀，少謀是不行的。要與各方面去商量，反對少謀武斷。商量又少，又武斷，那事情就辦不好。謀是基礎，只有多謀，才能善斷。謀的目的就是為了斷。要當機立斷，不要優(yōu)柔寡斷。”(《毛澤東談從歷史文化中學習工作方法二十則》，《黨的文獻》2008年第1期。)
這很像古人所說的“謀之以眾，斷之以獨，疏之以導，策之以勵”。在黨委會中，無論是民主還是集中，書記即“班長”的作用非常突出。能不能充分發(fā)揚民主，關鍵要看書記的素養(yǎng)如何？所以，書記應該很好地進行學習和研究。
其實，做領導的人都要善于學習，特別是向下級學習?！安欢煤筒涣私獾臇|西要問下級，不要輕易表示贊成或反對。有些文件起草出來壓下暫時不發(fā)，就是因為其中還有些問題沒有弄清楚，需要先征求下級的意見。我們切不可強不知以為知，要‘不恥下問’，要善于傾聽下面干部的意見。先做學生，然后再做先生；先向下面干部請教，然后再下命令。各中央局、各前委處理問題的時候，除軍事情況緊急和事情已經弄清楚者外，都應該這樣辦。這不會影響自己的威信，而只會增加自己的威信。我們做出的決定包括了下面干部提出的正確意見，他們當然擁護。下面干部的話，有正確的，也有不正確的，聽了以后要加以分析。對正確的意見，必須聽，并且照它做。中央領導之所以正確，主要是由于綜合了各地供給的材料、報告和正確的意見。如果各地不來材料，不提意見，中央就很難正確地發(fā)號施令。對下面來的錯誤意見也要聽，根本不聽是不對的；不過聽了而不照它做，并且要給以批評?！?(《毛澤東選集》第4卷，第1441—1442頁。)充分尊重、吸納下級意見，是民主方法的一個重要體現(xiàn)。作為黨的領導機關和領導者經常向下級學習，是保證決策正確的一個重要方法。
二、“彈鋼琴”與胸中有數(shù)領導者不同于一般人，要眼觀六路、耳聽八方。面對各種復雜的工作，毛澤東提倡黨委的同志要學會統(tǒng)籌兼顧，對此他形象地稱之為“彈鋼琴”?！皬椾撉僖畟€指頭都動作，不能有的動，有的不動。但是，十個指頭同時都按下去，那也不成調子。要產生好的音樂，十個指頭的動作要有節(jié)奏，要互相配合。黨委要抓緊中心工作，又要圍繞中心工作而同時開展其他方面的工作。我們現(xiàn)在管的方面很多，各地、各軍、各部門的工作，都要照顧到，不能只注意一部分問題而把別的丟掉。凡是有問題的地方都要點一下，這個方法我們一定要學會。鋼琴有人彈得好，有人彈得不好，這兩種人彈出來的調子差別很大。黨委的同志必須學好‘彈鋼琴’。”(《毛澤東選集》第4卷，第1442頁。)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矛盾的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是相互聯(lián)系、相互區(qū)別和相互轉化的。因此，在工作方法上不能顧此失彼。
毛澤東可謂是“彈鋼琴”的高手。在民主革命時期，他往往一方面強調中心工作是軍事和打仗，另一方面又號召做好其他工作。1933年，在中央蘇區(qū)的一次經濟建設工作會上，他說：“革命戰(zhàn)爭是當前的中心任務，經濟建設事業(yè)是為著它的，是環(huán)繞著它的，是服從于它的。 ”但是，不能因此而不抓好經濟工作，相反，“革命戰(zhàn)爭的激烈發(fā)展，要求我們動員群眾，立即開展經濟戰(zhàn)線上的運動，進行各項必要和可能的經濟建設事業(yè)”。(《毛澤東選集》第1卷，第123、119頁。)在他看來，如果認為革命戰(zhàn)爭是中心，而不去抓經濟工作，甚至把搞經濟工作罵為右傾，那是極端錯誤的。有些人口頭上說一切服從戰(zhàn)爭，但不知如果取消了經濟建設，這就不是服從戰(zhàn)爭，而是削弱戰(zhàn)爭。只有開展經濟戰(zhàn)線方面的工作，發(fā)展紅色區(qū)域的經濟，才能使革命戰(zhàn)爭得到相當?shù)奈镔|基礎，才能擴大紅軍，打敗敵人。(參見《毛澤東選集》第1卷，第139頁。)當然，中心工作之外不只是經濟工作。特別是隨著革命力量的發(fā)展，隨著毛澤東領導職務的變化，他面臨的工作也越來越多，比如思想政治工作、政權工作、文化工作、教育工作、宣傳工作、黨的建設、統(tǒng)戰(zhàn)工作、對外工作，等等。毛澤東基本上都能做到有條不紊，齊頭并進，“可上九天攬月，可下五洋捉鱉”，輕松自如，其主要原因，便是他善于“彈鋼琴”。
在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時期，毛澤東對“彈鋼琴”的運用，集中體現(xiàn)在對“十大關系”的處理上。他指出，在重工業(yè)和輕工業(yè)、農業(yè)的關系問題上，要用多發(fā)展一些農業(yè)、輕工業(yè)的辦法來發(fā)展重工業(yè)；在沿海工業(yè)和內地工業(yè)的關系問題上，要充分利用和發(fā)展沿海的工業(yè)基地，以便更有力量來發(fā)展和支持內地工業(yè)；在經濟建設和國防建設的關系問題上，要把軍政費用降到一個適當?shù)谋壤黾咏洕ㄔO費用；在國家、生產單位和生產者個人的關系問題上，三者的利益必須兼顧，不能只顧一頭，既要提倡艱苦奮斗，又要關心群眾生活；在中央和地方的關系問題上，要在鞏固中央統(tǒng)一領導的前提下，擴大地方的權力，讓地方辦更多的事情，發(fā)揮中央和地方兩個積極性；在漢族與少數(shù)民族的關系問題上，要著重反對大漢族主義，也要反對地方民族主義；在黨和非黨的關系問題上，共產黨和民主黨派要長期共存，互相監(jiān)督；在革命和反革命的關系問題上，必須分清敵我，化消極因素為積極因素；在是非關系問題上，對犯錯誤的同志要實行“懲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針，要允許人家犯錯誤，允許并幫助他們改正錯誤；在中國和外國的關系問題上，要學習一切民族、一切國家的長處，包括資本主義國家先進的科學技術和科學管理方法。(參見《毛澤東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3—44頁。)這些矛盾的發(fā)現(xiàn)和處理方法，至今仍有重要的指導意義，其中最根本的一點就是告訴黨的干部：干工作要善于處理各種關系，齊頭并進。
“彈鋼琴”要注意細節(jié)，一個音符錯了，整個曲子也就砸了。毛澤東做工作往往給人揮斥方遒、氣勢磅礴的感覺，其實他是非常注重細節(jié)的。在指揮一場戰(zhàn)斗之前，甚至戰(zhàn)士碗里有沒有肉，他也要關注和囑咐。現(xiàn)在人們常說，細節(jié)決定成敗。毛澤東的成功，與其既能揮舞大刀又能弄繡花針，不無關系。
學會“彈鋼琴”，不但要心中有“譜”，而且還要胸中有“數(shù)”。鋼琴有多少鍵，每個鍵能彈出什么音符，必須了如指掌。解決矛盾，要深入到矛盾中去，特別是要掌握與之相關的數(shù)字。毛澤東把胸中有“數(shù)”也列為一條重要的工作方法：對情況和問題一定要注意到它們的數(shù)量方面，要有基本的數(shù)量的分析。因為任何質量都表現(xiàn)為一定的數(shù)量，沒有數(shù)量也就沒有質量。如果不懂得注意事物的數(shù)量，不懂得注意基本的統(tǒng)計、主要的百分比，不懂得注意決定事物質量的數(shù)量界限，一切都是胸中無“數(shù)”，結果就不能不犯錯誤。(參見《毛澤東選集》第4卷，第1442頁。)
在運用數(shù)據(jù)方面，毛澤東也有過人之處。比如，對中國革命的定位，就是他從中國占90%以上的農民這一“百分比”出發(fā)作出的。不是注意和了解這一數(shù)據(jù)，他就不可能到農村去“鬧革命”，不可能得出中國革命是“無產階級領導下的農民戰(zhàn)爭”，不可能開辟出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的道路。除此，毛澤東論述問題和布置工作任務，也經常運用到數(shù)字。在七大上，他強調之所以需要“資本主義的廣大發(fā)展”，是因為國共力量相差還很懸殊，接著他即用了一組數(shù)字進行說明，“他們有一百五十萬軍隊，我們只有九十一萬軍隊；……他們有兩萬萬人口，我們只有一萬萬人口”。(《毛澤東在七大的報告和講話集》，中央文獻出版社1995年版，第55—56、127、190頁。)有意思的是，檔案資料顯示，蔣介石敢于發(fā)動內戰(zhàn)，同樣是基于一組數(shù)字。不過，他了解的中共真正具戰(zhàn)斗力的軍隊只有四五十萬人，正是基于此，他才提出了三個月消滅中共的狂妄計劃。解放戰(zhàn)爭爆發(fā)以后，毛澤東比蔣介石更高一籌的是，不在地盤上或空間上計較數(shù)量得失，而是在軍隊人數(shù)上注重力量增減，他明確要求中共軍隊每個月至少消滅國民黨五個旅的有生力量。在某種程度上，國共之間的較量，是一種“數(shù)”的較量，誰對“數(shù)”有更精確的了解，誰更能抓住各種“數(shù)”，誰就能取得勝利。
把數(shù)字運用到實際的工作中，一個典型的實例是抗戰(zhàn)時期毛澤東在政權中推行“三三制”。從1940年開始，各抗日根據(jù)地普遍建立了“三三制”政權，就是在各級政府和參議會的組成人員中，共產黨員只占三分之一，左傾進步分子占三分之一，中間分子和其他人士占三分之一。這極大地調動了各階級各階層的積極性，擴大了中共局部執(zhí)政的基礎。再如，在七屆二中全會上，毛澤東引用了兩種數(shù)字，“中國已經有大約百分之十左右的現(xiàn)代性的工業(yè)經濟”，“中國還有大約百分之九十左右的分散的個體的農業(yè)經濟和手工業(yè)經濟”，并據(jù)此提出了“一系列的戰(zhàn)略上、策略上和政策上的問題”。(《毛澤東選集》第4卷，第1430頁。)后來，過渡時期總路線的提出顯然也與這兩種數(shù)字有相當?shù)年P聯(lián)。
胸中有數(shù)的一個重要內容，是對成績和缺點有數(shù)?！耙獎澢逭_和錯誤、成績和缺點的界限，還要弄清它們中間什么是主要的，什么是次要的。例如，成績究竟是三分還是七分？說少了不行，說多了也不行。一個人的工作，究竟是三分成績七分錯誤，還是七分成績三分錯誤，必須有個根本的估計。如果是七分成績，那末就應該對他的工作基本上加以肯定。把成績?yōu)橹髡f成錯誤為主，那就完全錯了。 ”當然，即使取得了十分的成績，也不能驕傲，“力戒驕傲。這對領導者是一個原則問題，也是保持團結的一個重要條件。就是沒有犯過大錯誤，而且工作有了很大成績的人，也不要驕傲”。(《毛澤東選集》第4卷，第1444、1443頁。)歷史上有很多因驕傲而失敗的例子。所以，在黨即將取得全國政權的歷史時刻，毛澤東清醒而明確地提出了“兩個務必”的要求：“務必使同志們繼續(xù)地保持謙虛、謹慎、不驕、不躁的作風，務必使同志們繼續(xù)地保持艱苦奮斗的作風。”(《毛澤東選集》第4卷，第1438—1439頁。)
可見，毛澤東對黨取得的成績是非常有數(shù)的。當然，這是建立在對歷史有數(shù)的基礎上的。對歷史有數(shù)，就會對未來有數(shù)。正是毛澤東這種對驕傲的高度警惕，使中共經得起勝利和成功的考驗，從而把事業(yè)順利地推向一個新階段。
三、“抓緊”與開會在毛澤東看來，黨委對該做的工作一定要“抓緊”?！笆裁礀|西只有抓得很緊，毫不放松，才能抓住。抓而不緊，等于不抓。伸著巴掌，當然什么也抓不住。就是把手握起來，但是不握緊，樣子像抓，還是抓不住東西。我們有些同志，也抓主要工作，但是抓而不緊，所以工作還是不能做好。不抓不行，抓而不緊也不行?！?《毛澤東選集》第4卷，第1442頁。)據(jù)薄一波回憶，毛澤東自己“看準的事情，一旦下決心要抓，就抓得很緊很緊，一抓到底，從不虎頭蛇尾，從不走過場”(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上卷)，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142頁。)。王任重的日記記述了這樣一個工作實例：“這兩天，主席寫了三封信，申述了他的主張，要各省開六級干部大會，看來，主席抓得很緊。 ”(《毛澤東傳(1949—1976)》(下)，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年版，第921頁。)
怎樣抓得緊呢？工作布置下去，不能認為就完成了。毛澤東說：“全面規(guī)劃，幾次檢查，年終評比，這是三個重要方法。 ”(《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11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4年版，第350頁。)其中，“打電報、打電話、出去巡視這些方法，也是很重要的領導方法”(《毛澤東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478頁。)；“一年至少檢查四次”(《毛澤東文集》第7卷，第346頁。)。通過檢查，督促進展，修正錯誤。1948年2月，他在談到工商業(yè)政策的時候說：“必須隨時掌握工作進程，交流經驗，糾正錯誤，不要等數(shù)月、半年以至一年后，才開總結會，算總賬，總的糾正。這樣損失太大，而隨時糾正，損失較少?！S時提醒下面，使之少犯錯誤。這都是領導方法問題?！?《毛澤東選集》第4卷，第1286頁。)也就是說，無論干什么工作，都要干到底，不見成效決不罷休。
發(fā)揚民主和“抓緊”工作的一個重要內容，就是開好各種會議。黨委會行使職責的一個重要形式就是開會。黨的各級機構和各種組織，“都必須建立健全的黨委會議制度，一切重要問題(當然不是無關重要的小問題或者已經會議討論解決只待執(zhí)行的問題)均須交委員會討論，由到會委員充分發(fā)表意見，做出明確決定，然后分別執(zhí)行。地委、旅委以下的黨委亦應如此。高級領導機關的部(例如宣傳部、組織部)、委(例如工委、婦委、青委)、校(例如黨校)、室(例如研究室)，亦應有領導分子的集體會議”。(《毛澤東選集》第4卷，第1340—1341頁。)日常工作中，“有了問題就開會，擺到桌面上來討論，規(guī)定它幾條，問題就解決了”。(《毛澤東選集》第4卷，第1440—1441頁。)
開會要事先通知，像出安民告示一樣，讓大家知道要討論什么問題，解決什么問題，并且早作準備?！霸跁h之前，對于復雜的和有分歧意見的重要問題，又須有個人商談，使委員們有思想準備，以免會議決定流于形式或不能做出決定。”(《毛澤東選集》第4卷，第1341頁。)有些地方開干部會，事前不準備好報告和決議草案，等開會的人到了才臨時湊合，“兵馬已到，糧草未備”，這是不好的。開會的方法應當是材料和觀點的統(tǒng)一。如果沒有準備，就不要急于開會。
開會時，不要照本宣科，要充分發(fā)揮參會人員的作用。先把報告草稿發(fā)下去，請到會的人提意見，加以修改，然后再作報告。報告的時候不是照著本子念，而是講一些補充意見，作一些解釋。這樣，就更能充分地發(fā)揚民主，集中各方面的智慧，對各種不同的看法有所比較，會也開得活潑一些。(參見《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15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7年版，第113—115頁。)
每次會議時間不可太長，會議次數(shù)不可太頻繁，不可沉溺于細小問題的討論，以免妨礙工作。此間，講話、演說和寫決議案，都應當簡明扼要。(參見《毛澤東選集》第4卷，第1341頁。)“凡是看不懂的文件，禁止拿出來。”(《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8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3年版，第196頁。)“每次會有一個主題，其他問題也吹一下。開會的時候吹吹閑話，引起興趣，接觸問題?！?《毛澤東關于領導方法和工作方法的論述》，《黨的文獻》2013年第5期。)
黨的委員會須分別為常委會和全體會兩種，不可混在一起。同時，要大型、中型和小型會議相結合。(參見《毛澤東文集》第7卷，第356頁。)這三種會議一般指的是群眾大會、干部大會和領導班子會，把工作干好就得學會開這些會?！靶⌒蜁h最好商量問題，我對小型會議很有興趣，時間不長，就地召開，這種形式最好。”(《毛澤東關于領導方法和工作方法的論述》，《黨的文獻》2013年第5期。)
黨的決策要開會，政策的執(zhí)行也要開會，開會是一種日常的基本的工作方法。毛澤東之所以不厭其詳?shù)刂v如何開會，主要是讓人明白，開會必須解決問題，必須有實效，而不能只走形式。在實際工作中，既要反對決策時把黨委會變成一言堂，更要反對執(zhí)行時以會議落實會議。其最大的功效就是能夠把內部充分動員起來，為一個明確的目標而奮斗。
以上就是《黨委會的工作方法》的要點。毛澤東常講，學習馬克思主義，主要是學習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和方法。可以說，毛澤東提出的黨委會的工作方法既是他對馬克思主義方法論的具體運用，也是他對黨以前實際工作經驗的總結。他寫這篇文章的時候，中國共產黨已走向成熟，由幾十個人的組織變成了一個即將掌握全國政權的大黨，形成了一整套正確有效的工作方法。因此，這十二條工作方法既蘊含著馬克思主義的一般要求，又體現(xiàn)了中國作風和中國方式。值得注意的是，以往人們大都關注的是毛澤東的理論著作，而對這樣一篇專門講工作方法且至今仍在發(fā)生效用的著作，并沒有給予應有的重視。其實，工作方法乃是推動中國共產黨走向成功的更為直接的因素，這篇著作可以看作是了解中國共產黨內部機制和成功之道的一把鑰匙。
從特定意義上說，中國共產黨取得的一切成就，無論是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還是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成績，都得益于正確運用這十二條工作方法。然而，要每時每刻都能正確運用這些工作方法是不容易的，即使毛澤東本人也沒有完全做到，可以從一定程度上說，毛澤東和黨所犯的錯誤和所經歷的挫折往往與沒有正確運用黨委會的工作方法有關。由此也可印證，這些工作方法在黨的歷史上的價值。
中國共產黨的任何一級干部，都處于黨的各級組織即黨的委員會中。因此，黨委會的工作方法仍然具有非常重要的現(xiàn)實意義，值得黨的領導干部牢記于心。在任何工作中，只要把這些方法運用好，就會多成績，少失誤！
